(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者丨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
许多人跟ChatGPT聊天，最大的好奇就是要看看它对一些敏感话题有什么话要说。在这类话题上，ChatGPT已经表现出它是一个善于回避、唐塞和敷衍应对的滑头，要不怎么说它是“智能”呢？
“专家为什么胡说八道？”这个问题并不敏感，但在涉及具体“名人”时，ChatGPT的回答显现出和它在敏感问题上一样的谨慎、闪避。路透社对一款ChatGPT 机器人进行的测试表明，这款能用中文聊天的机器人并不排斥敏感问题，例如，当被问及对某人的看法时，它回答说没有个人看法，并列出了一系列观点。另一款ChatGPT机器人，被问到相同问题时，它回答说对话违反了规定。
现有的对ChatGPT人工智能的实验性运用已经表明，它本身就是后真相时代的发明，一部在人们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上经常故作高深、吞吞吐吐、答非所问的机器，而发明和运作这部机器的是后真相时代的科学家。和其他后真相专家一样，他们是我们警惕和提防的对象，而不是把我们带向真相和真实的领路人。
看来，在后真相时代，智能并不体现于提供和说出真相，而是在 “需要”的时候能巧言花语地避免言明真相。
后真相时代的“真相”
2016年，“后真相”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词汇。这个词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而不真的指向某个历史时期。
也可以说，后真相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虚拟信息时代，政治权力或意识形态威胁着事实和常识，打扮成“真相”或“真理”的代言人。权力用奥威尔在小说《1984》里所说的“新语” （newspeak） 搭起一个掩人耳目的谎言纸牌屋，称那就是人们生活的真实世界。
正如《牛津词典》所解释的，后真相是一个经常与政治相关的形容词，“它能够发挥营造客观事实和塑造公众舆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及诉诸个人情感和个人信仰”。因此，后真相一方面把政治变成断言，另一方面又竭力试图诱发人们的情感和直觉，而不是凭借理性的经验证据和真实信息。
例如，用煽情的民族主义取代理性的公民爱国主义，正如拉尔夫·凯斯 （Ralph Keyes） 在《后真相时代：当代生活里的不诚实和欺骗》 （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 2004） 一书里所说，后真相时代创造了一个道德昏暗的地带，在那里，撒谎所附带的耻辱感消失了，谎言可以不受惩罚地被说出来，对一个人的声誉没有影响。这导致了谣言、假新闻、假信息、阴谋论的产生，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疯传，为虚假的现实提供动力，为宣传的目的服务。
政治研究者用“后真相政治” （post-truth politics） 或后事实政治 （post-factual politics） 的概念来指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真相与虚假、诚实与谎言成为公共生活的焦点问题。不少公共评论家 （相当于“公知”） 和学术研究者都认为，“后真相”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运作方式有重要影响，特别在新的通信和媒体技术的条件下。2004年，美国记者埃里克·阿尔特曼 （Eric Alterman） 在分析2001年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误导性声明时，谈到了美国“后真相政治环境”，并把布什称为“后真相总统”。
把具有当代特点的政治不诚实称为“后真相”、而不是简单化地还原为政治说谎这一古老的现象，是因为当代的政治谎言，是通过数码时代的先进传媒手段（或许也包括ChatGPT）来传播的，而在这种政治谎言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专家意见”。
要说明的是，在“后真相时代”这个说法中，“后真相”不是一个后于“真相”的时代；毕竟，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真相”的时代。
后真相是指一种与古典和启蒙哲学意义的“真相”——有确实证据，通过理性辩论可以达到共识的可靠知识——不同的另类真实。在后真相时代来到之前，那种被视为“非真相”的另类知识，通常被称为谎言、欺骗或虚假信息的。
把以前被视为“非真相”的知识当做真实信息来传播，而且传播的心安理得、理直气壮，这是后真相时代的特征。由于后真相主要是通过数码媒体所公开的真相声明 （网站、播客、YouTube视频和社交媒体等） ，因此它特别被当做一个媒体和传播现象来研究。关注的重点便是特殊形式的造谣、谎言、阴谋论和假新闻，其中包括我们今天熟悉的网红专家和大V的“专家言论”。
后真相时代改变了的不是“真相”本身的性质——虽然确实有人想用意义相对论来重新定义“真相”——而是许多人 （绝非所有人） 对真相和撒谎的态度。
真相关乎诚信，在后真相时代之前，诚信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命题。你要么是诚实的，要么是不诚实的。在后真相时代，这个概念已经变得模糊。人们较少考虑诚实和不诚实本身，而更多地考虑所谓的“用意”和“立场”。
诚信的道德，是以滑动的尺度来判断的。有“良好”愿望的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各有理由断章取义、曲意陈述，在有“需要”时也更有理由掩盖或扭曲真相，甚至公然撒谎。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越来越多的不诚实行为，这不只是与道德水平的下降有关，而且也与不再看重诚实和真实的社会环境有关，这便是今天许多社会学家关注的“后真相社会”。
从来就不缺少不择手段的人。只要有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逃脱谎言的人，就会有骗子。
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助长说谎话而不负责任的侥幸心理？除了那些对真相和谎言不加区分的反社会者之外，我们大多数人在某些情况下更诚实，在其他情况下则不太诚实。
在后真相的环境中，纵容和示范不诚实的环境在上升，而那些培养诚实的环境在下降。
如果我们确实更多地撒谎——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社会确实如此——那不仅因为当代生活的环境没有对不诚实进行足够的惩罚，而且因为非真相冒充真相的风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后真相社会里的许多人所接受。他们虽然向往真相、渴望真实，但他们自己的行为，比如言不由衷、装假、说谎、戴着假面生活，遵循的却是后真相社会的规范。
后真相社会和后真相专家
社会学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来总结后真相社会的基本特征，综合来看，大致有这样五个互相关联的特征：
第一，在塑造个人信仰、形成个人观点和公共辩论方面，情绪和情感已经变得比客观事实和可靠证据更重要，或者说，情感和事实混合成为一种起主要作用的真相和陈述方式，起作用的情感包括对对手的厌恶和仇恨、极端民族主义、党派情绪、对意识形态的习惯性情绪反应等。
这是对古典和启蒙理性要求避免情绪影响的否定，不是不经意的偏误，而是有意识的、处心积虑的选择。后真相专家的谎言，经常就是这样的后真相。
第二，后真相将真相相对化，也否定真相的普遍标准。这其实也就是将真相政治化，政治决定真相。正如《牛津词典》所解释的，后真相是一个经常与政治相关的说法，“它能够发挥营造客观事实和塑造公众舆论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及诉诸个人情感和个人信仰”。
因此，后真相一方面把政治变成断言，另一方面又竭力试图诱惑人们的情感和直觉，而不是凭借理性的经验证据和真实信息，例如宣扬“东升西降”的盲目自大，2017年便有经济学家宣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在情绪的作用下，撒谎所附带的耻辱感消失了，他们有的前后矛盾、自我否定，但全无羞耻感。
专家也是一样，他们有的胡编乱造，今天说一套，明天180度转向，自己打脸也是毫无羞愧。在俄乌战争开战前，美国提出战争即将爆发的预警，国内一些专家和名嘴纷纷在公共媒体和自媒体上竭尽其能地对之嘲笑和挖苦，说是根本打不起来。结果证明是他们自己在传播虚假信息，但没一个站出来向公众道歉的。
这也是后真相的第三个特征：当一个人因事实错误或涉嫌欺骗而被揭露或遭暴露时，羞耻感下降或者根本没有羞耻感。后真相让“撒谎”成为一种能耐，一种担任某些工作的能力和训练。这些骗子们擅长于制造令人愉悦和爱听的假信息和假新闻，后真相专家是其中最活跃的，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资本，浑水摸鱼，沽名钓誉。
尽管自古以来一直都有骗子，但谎言通常是在犹豫不决、多少有一丝焦虑、一点内疚、一些羞耻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说的时候会不好意思，说不出口。现在，我们有些专家聪明人，已经想好了篡改真相的理由，这样他们就可以左右逢源，永远有理。
计划生育是必须的，放开三胎也是正确的，甚至建议婚龄降至18岁，更有一位教授称，针对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一妻多夫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一妻多夫的婚姻制有很长的历史与适用范围，包括到现代。更何况，一夫可以多妻，为何一妻不可以多夫呢？能够大言不惭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因为看准了跟风后真相的机会。
于是，也就有了后真相社会的第四个特征：在许多公共问题上意见和看法的两极分化和部落化，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对不再相信客观真相的人们来说，后真相让他们可以在不认为自己不诚实的情况下传播谎言。他们与不同意见者的对立呈现极端化或无法沟通的状态，并不是因为说话双方的遣词用字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许多后真相的信息让有些人觉得舒服，而让另外一些人感到厌恶。
双方充满了敌意甚至仇恨，要求他们通过沟通，在中间地带的某个地方握手、交谈、取得共识，事实上是没有可能的。
后真相的部落世界，并不是一个全然不能辨识谎言、全然无视谎言的地方，但它对谎言有一个双重标准的原则：“我的谎言是可以理解的，你的谎言是卑鄙可耻的。”人们在为自己的谎言开脱的同时，又对不诚实的盛行感到震惊。不同意见或观点的双方越是觉得自己无辜，对方可鄙，就越是会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用阴谋论互相指责。
第五，对信息和知识的操纵和观点的两极分化，往往会助长阴谋论。这是后真相特别严重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阴谋论能将所有的内部失败和失误归咎为外部威胁和破坏，它能煽动敌意与仇恨，特别符合后真相将情感置于事实之上的需要。而且，群体的对立意识使得后真相有一种在价值观上“另起炉灶”的强烈要求，也就是社会学家史蒂夫·富勒 （Steve Fuller） 所说的 “元化” （going meta） 。
在公开辩论中，“你不仅要通过遵守规则来赢得比赛，还要控制规则是什么。狮子试图通过保持现有的规则来取胜，而狐狸则试图通过改变规则。在真理游戏中，狮子的观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无需多想：对手根据商定的规则相互较量，这种最初的协议确定了对手的性质和某一时刻的游戏状态。在这里，狐狸是潜在的不满意的失败者。在真相之后的游戏中，目的是在充分了解游戏规则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击败你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对手的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使你的优势翻转到对手身上。在这里，狐狸们总是在为翻盘而游戏”。
后真相辩论表现出“玩家在当前游戏中争夺位置，同时他们试图改变规则以最大化自己的整体优势”。由于后真相既需要知识的去垄断化，又需要把自己的那一套当作“新规范”来推向世界，形成另一种思维模式，因此，后真相应该被理解为对现有普遍共识的非常规的批判和否定。
而这正是后真相专家觉得自己特别擅长，特别有用武之地的事情。例如，有历史学者提出，西方文明传统的那一套全是宣传和谎言。希腊经典著作，包括《荷马史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都是文艺复兴前夕伪造出来的，是西方人为了宣扬西方文明高人一等而伪造的。还有教授提出，从历史来看，不仅英国的语言文字，西方的六大语言都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大湘西。这样的“另起炉灶”，就像一眼假的假古董，自然很少有人会上当受骗。
但是，在公共政策层面上就不同了，比如公民参与、民主程序、退休年龄、社会福利、全民健保、生育和人口。有的专家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和说法，在短时间内仍然可以起到洗地的作用，但败露也是不可避免的。公众一旦发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受骗，当然就会对专家发出嘲笑和咒骂，连累波及整个知识群体，专家被叫做“砖家”，教授被称为“叫兽”。
叫着也许很解气，但并不能应对一个紧迫的问题：后真相时代专家该怎么办？
“人们已经受够了专家”
2016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的留欧和脱欧运动在6月的头几天聚集起来，辩论愈演愈烈，对选民的呼吁变得更加激烈，每天都有新的分析出现。言论也发生了更加个人情绪化的转变：一种更多基于个性和情绪、更少基于事实的政治似乎占了上风。
英国议会议员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 随后说出了一句现在很有名的话：“这个国家的人们已经受够了专家。”
用事后的眼光来看，这句话无意间宣告了一个“后真相”时代的来临。这是一句“气话”，就像受到男人欺负的女人会脱口而出“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或者用“臭老九”来谩骂所有的知识分子。
很显然，戈夫议员厌烦的其实是那些舌灿莲花、功利主义、以激情代替理性的后真相专家，而不可能是所有的专家。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专家叫做“砖家”，把教授称为“叫兽”，或者把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都骂成“臭公知”。这种情绪化的断言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后真相现象。
事实真相是，专家和教授群中并不都是同一种人。专家、教授中确实有胡说八道的，有的“论断”甚至荒唐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网上有不少专家、教授的“雷人雷语”就这样成为用来嘲笑和调侃“砖家”和“叫兽”的笑料。这样的“后真相专家”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厚颜无耻，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荒唐言论完全没有羞耻和丢脸的感觉。
但对不实的专家信息，或者任何不实的权威信息，需要区分“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
错误信息 （misinformation） 是指信息话语里无意中使用了不实或误导性的信息，而谁都免不了会犯知识和信息有误的错误。虚假信息 （disinformation） 指的是，假信息是有目的、有意识的骗人伎俩，为洗脑的目而诱人上当受骗。
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之间其实并无绝对的区别，要看信息接受者对信息提供者有没有信任，有信任便会有原谅，原谅本无恶意的错误信息。相反，如果没有信任，没有原谅，错误信息也会被当成故意欺骗和蓄意误导的虚假信息。
在一般情况下，撒谎其实就是在赌，赌对方的智商不够，听不出漏洞；赌对方的情感够深，即使失真也可以原谅。撒谎的人比听的人聪明，听的人傻，是因为民智未开，所以才容易上当受骗。后真相时代已经今非昔比，撒谎的人不见得聪明，听的人也不见得傻，智愚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
一般人听多了谎言，也见识过了一些真相，不会真的相信谎言。民智已开后，装作相信谎言，那是没有办法。因此有了后真相时代最可笑的事情：听的人知道了真相，而撒谎的人还在继续撒谎。但公众并不怕专家，所以不需要跟专家玩这种假面游戏，管你错误信息还是虚假信息，一发现就怼你喷你。要不是脸厚逐利之徒，谁肯去扮演这样的后真相专家？
在今天的后真相社会里，信任和责任感都在削弱，由于信任的削弱，许多人都习惯于朝坏的方向去猜度专家的错误知识，专家们因此必须在提出看法或建议时加倍小心谨慎，不是自己专业知识范围内或了解不够的议题，尽量多听少说。
如果要发表意见，那就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专家、学者虽然群体名声不佳，但个人重视自己的职业和道德操守，谨言慎行，维护良好的个人形象，争取公众的信任，还是完全做得到的。
这也是知识者的责任：越是公众信任削弱，专家就越是要加强自己的责任感。这样才能把这二者的失衡尽量纠正过来，这也是重建社会对专家信任的唯一办法。
现代社会的整体知识和技能大厦是由于分工才得以坚固耸立的，从建筑到机器操作到医疗，从法律到教育到人文研究，我们无不需要依靠他人的专业和知识特长。只要我们信任他人的专门知识、技能和意图，只要每个人负起自己的专业责任，这个大厦的系统就能发挥作用。
对这个系统来说，真相比虚假，信任比多疑，是更节省成本、内耗更低的沟通和运作方式。
对于政策制定来说，专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专家能为政策提供知识证据。政策应该以人民的福祉为第一优先，但专家的知识证据并不能自动保证他们总是站在人民这一边。专家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了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或分析，可以考虑什么样的政策选择，以及如何评估这些政策。
对于紧迫的政策问题，没有单一和简单的答案。同样地，也没有单一的证据来源。证据可以有多种形式，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方式。专业研究者的工作是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了解证据在不同政策背景下的含义，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观和独立的分析。
这些也许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环境可以对专家提出的要求，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人们抱怨专家的功利、软弱、服从和媚权，那么，他们“受够了”的就不只是专家，还有别的了。
本文系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 | 萧轶
